“我国应加强产学研联合创新机制建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有实力、成长性好、体制机制活的企业开展转基因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应用。加大财政资金引导扶持力度，支持企业与优势科研单位建立实质性联盟，组建上中下游一条龙的产品研发创新团队。按照商业化育种的组织实施模式，建立科企联合实施的新机制，加快推进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生物育种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说。

　　　

 

“在转基因研发方面，我国已前后投入了200多亿，有了一些过硬的技术和产品，然而目前因为种种原因，绝大部分产品还不能推向社会。”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如是表示。

 

 “理论也好，技术也好，终极目标是产业化，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已让一些发达国家羡慕，但是能不能产生期望的效应，还是令人担心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说。

 

　　
对此，黄大昉分析，这意味着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有了时间表。

　　
专家表示，我国或已基本明确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大体目标与路线图，但支撑这些目标与路线图的强有力的战略研究还应加强。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详尽分析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农业的重大需求的基础上，研究转基因成果如何解决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而系统制定实施产业化的具体步骤和相应机制等等，这些战略研究尚显缺位。”黄大昉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也认为，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未完成历史使命，产业化应用和国外尚有差距，需要在“十三五”“十四五”进行系统布局。

　　
专家建议，围绕转基因的国家战略、产业发展政策、市场流通应用、制度保障等关键议题，开展调研，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权威依据，并健全事关转基因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机制；从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升级与转型、消费市场变化动态、社会舆情与消费者需求及国际贸易相应等多种因素，系统开展战略研究，尽早提出我国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明显规划。

　　
同时，转基因品种产业化相关政策滞后，也影响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进程。2001年，我国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条例》的实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评价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但某些规定已不适应当前转基因生物育种科技水平迅速提升的发展现状和我国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紧迫需求，亟须按照推进产业发展的思想，尽快修订完善《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专家呼吁，尽快出台《转基因生物品种审定办法》，改进完善标识制度和逐步公开安全评价报告，既保障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又有助于合理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