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化网中文网报道： 回顾我国农业发展历程，品种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推动了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当前，我国正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种业改革不可或缺。在传统种业向现代种业转变的关键时期，现代种业须改革。

2月5日，期盼已久的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下发。记者发现，关于现代种业改革提出了“加大实施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和主要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力度，加快适宜机械化生产、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选育”。
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种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供给侧的源头，地位特殊。近年来，我国种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市场格局正在由“被动挤压”转向“并跑赶超”，种业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新阶段。

但不得不说，我国现代种业发展仅六年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创新实力还是企业实力，仍有很大差距；种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仍待加强。毋庸置疑，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未来种业的发展须汇聚企业、政府、科技和资本的力量协同发展。


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农业部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表明我国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但因为种业的特殊性，其改革仍牵动着每一位业内人士的神经。

21世纪初，我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国内种业市场放开后，民族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洋种子”席卷而来，震撼了国内种业市场，也警醒了种业人。

有人将跨国种业巨头比喻成“航空母舰”，而国内种企则是“小舢板”。区别不仅体现在企业规模，还有科技创新能力，更体现在科研体制、人才储备、经营模式上。

根据ETC Group的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立马格兰和KWS5家企业的营业额就占据着全球50%的市场份额。“保守估计，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这3家种子企业控制着世界78%的玉米市场。”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瑞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制度体系创新是民族种业求变的关键。发达国家种业有着上百年市场化历程，我国自2000年开始实施《种子法》后才真正迈入市场化进程。2011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一系列文件，《新种子法》全面修订，一系列措施吹响了民族种业振兴的号角……

几年来，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民族种业的“失地”正在收复。以京科968、隆平206、济麦22等为代表的玉米、小麦品种以及以Y两优1号为代表的水稻品种正大面积推广，国产品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一批自主研发的突破性品种增长势头强劲。

“我们这里2009年开始种玉米，用的是先玉335的种子，不过现在1万多亩地基本换成国产的良玉99了。”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种粮大户张强告诉记者。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介绍，目前国外品种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已占玉米的85%以上、蔬菜的87%以上，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实现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良种在农业科技贡献率中的比重稳定在43%以上。同时，全国主要农作物年供种量1000多万吨，种子质量合格率97%以上，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

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张世煌看来，我国种业一直面临着跨国种业严峻的竞争压力，需要端正方向，化解内部矛盾和误解。

事实上，世界种业市场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大型种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种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高新技术和尖端人才成为各跨国种业集团竞争的焦点。

春节刚过，国家审定和各省（区）审定的玉米品种都会迅速面世，为的是让种子企业来得及去西北种子繁育基地繁殖种子。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佟屏亚介绍，但现今全国玉米“育种摊子”有800 多家,还有难以计数的个体育种户。

“育种门槛太低,搜集几份材料、租几块地就可以支摊起灶搞杂交育种，一两年、两三年就能鼓捣出好多个组合，出现大范围的高仿、初仿，甚至是‘照葫芦画瓢’。”佟屏亚告诉记者。

面对无孔不入的潜规则、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一大批在产量、质量、适应性都可与被仿品种媲美的“新品种”通过审定。据报道，仅2015 年国家审定和玉米主产区审定品种就达500 多个。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种子产能过剩。有专家呼吁，应按照农业绿色发展、节本增效、市场需求等新要求,进一步拓宽试验渠道，完善品种审定标准，分类增设节肥节水节药、适应机械化和轻简化生产、优质专用特色品种评价指标，做好引种备案工作。

此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张世煌以现有玉米品种为例介绍说，玉米机械化收获以后的损失率在13%以上，找到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种成为摆在玉米科研人员面前最大的问题。

而这只是当前我国现有品种突出表现的一种。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介绍，当前我国现有品种突出表现为 “三多、三少”：高产品种多、优质专用品种少，粮食作物品种多、经济作物特色品种少，高肥耗水品种多、节肥节水节药品种少，迫切需要以绿色发展为指引，加快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建设绿色种业。

此外，还要树立现代“大种业”意识，做好经济作物、特色品种的鉴定筛选，以及提纯复壮等工作，补上经济特色作物种业短板。

“通过开展良种科研联合攻关、品种展示示范与风险评估，加快培育、挖掘、推广一批适应机械化、轻简化、优质高产多抗广适的‘绿色’新品种。”余欣荣说。而这也正是今年一号文件着重提到的一点。

在张延秋看来，现代种业最显著的特征是高科技。毋庸置疑，跨国种业集团也是依靠科技、资本和成熟的运营体制基本主宰了世界种子市场，这也为我国现代种业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种业改革从第一块“硬骨头”发轫——确立种子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为主体”在业内激起了千层浪。长期以来，我国育种创新的主要力量都在科研院所，大多数技术设备也都在科研院所。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要解决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问题，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经过调研论证、征求意见，一系列以扶持企业创新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为支持企业育种创新，国家种子工程、生物育种能力建设等专项先后投入近10亿元，引导企业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研发经营所得、资产重组等给予税收减免。

记者了解到，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部等6部门联合下发文件，从创新信贷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来源等方面对现代种业发展给予金融扶持。

针对制种基地和生产风险问题，财政支持的国家级制种大县奖励、制种保险试点等政策，逐步在甘肃、四川、海南3大国家级基地和58个制种大县（市）推开。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安排制种大县奖励资金9亿多元，杂交水稻、玉米和小麦繁制种保险试点达160万亩以上。

种业改革的第二块“硬骨头”，是要解决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让科研院所的资源“活”起来。2014年，农业部、科技部选择4个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据悉，2016年7月，这项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

作为北京市种业改革试点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扎实推进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完成与所属种业企业的脱钩改制工作，权益分配改革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

随着种业科研体制的重大转变，科研院校与所办种子企业完成“事企脱钩”，实现了“两分离”，科研院所在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上持续取得新突破。专家告诉记者，中国与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差距正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