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的Nick Mills表示，在未来几年中，合成农药还将占据大部分的农药市场，预计到2021年销售额达到710亿美元。但伴随多年合成农药的使用，病虫草害对其产生的抗性日益严重。除了对食物安全和环保的考虑，抗性问题也促使人们选用生物防治的方式，为作物生长保驾护航。

但生物农药的产量仅占整个农药市场的0.6%-3.5%。为何其市场份额如此之低？政策是制约生物农药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关审核、登记等政策法规尚不合理，这是全球共有的问题，包括在生防产业领先的欧美地区。政策制定者对生物农药的新技术不甚了解，无法区分生物农药和传统合成农药的本质区别。盲目套用合成农药的政策，使生物农药的登记流程进展困难，效率低下。

然而，台湾国立中兴大学的黄姿碧博士相信，生防产业的前景十分广阔。据介绍，2017年全球生物农药的销售额为33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销售额将增长至95亿美元（GMI研究机构数据）。生物农药中，微生物农药的市场占比最大（超过90%），销售额近13亿美元（2016年数据）。

微生物农药中最常见的，是防治害虫所用的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简称Bt）。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研究员张杰介绍，我国Bt生物农药每年的销售额达1亿元人民币，在国家农业部登记的Bt生产企业有60家，制剂产量超过3万吨，已在超过20个省份450万公顷的作物和森林中使用。目前Bt新菌株还有待发现，以应对更多的农业有害生物。

就整个生物农药行业而言，目前，我国已有超过260个生物农药生产商，占农药生产商总数的10%。每年我国生物农药的产量约为13万吨。

Mills还介绍到，利用农业有益生物（寄生蜂、食虫生物等）可防治15%的害虫种类，生防产品还能够有效控制59%的病菌，以及解决39%的草害问题。

生防可通过提高生态多样性来达到一定效果。举例来说，由于很多农业益虫以花粉为食（如寄生蜂和食蚜蝇等），在田间种植开花植物，能够吸引更多此类益虫到田间活动。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介绍到，在玉米田中间种开花作物土豆，田间寄生蜂和瓢虫的数量比单一种植分别高出12.5%和15.3%，控制了62.7%的玉米天牛。类似的，水稻田养鱼也能减少飞虱和水稻天牛的数量，减少水稻纹枯病的发病率。

生物农药中，微生物农药商业开发的潜力巨大，而且安全性良好。大会中有多项报告是针对此类微生物展开的研究，其防治效果和安全性均普遍获得了认可。其中，Bt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从预防苹果轮纹病，到防治甜菜根腐病，再到杀灭谷类胞囊线虫，作物种类涵盖了蔬果、粮食和棉花等作物，同时也用于林业保护和公共健康领域。

生物农药除了微生物农药外，还可利用真菌和病毒防治病虫草害。此外，一些天然提取物质也可用作生物农药，例如中国农科院的科研成果——蛋白质生物农药“阿泰灵”，其年生产量超过800吨，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共赢的目标。

透过会议看未来

正如Mills所说，创造力来自不同领域知识技术的相互结合。本届大会是全球首次将病虫草害几大不同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各生防专家均有自己独特的专攻领域，相互交流间，新观点和新发现都会促进未来生防技术的发展，为生防产品的开发、增效，以及提高安全性和经济效益打下基础。从种植者角度看，农民在田间面对的病虫草害问题不是由单一物种引起的，对其他物种的了解有利于研究人员宏观把握全局，技术转化为产品应用于田间时，能尽量避免对有益生物的不良影响，亦或是“一箭双雕”，高效解决多种问题也会成为可能。

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整个生防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学术界需要与政府加强沟通，帮助政府认识生物农药等生防产品的特点，推动登记等政策合理改进。研究学者还有必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民面临的植保难题。每一个农场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作物种类、土壤等条件的不同，即使运用相同的手段防治同种病虫草害，其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制定防治策略还应“因地制宜”。另外，灵活运用学科交叉的知识，寻找创新突破口，也是技术进步的前提。国际间的合作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当今病虫草害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在各国间传播，生防已是全球共有的农业重任。最后，要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种植者有效使用的产品，则需要企业的力量。企业需要积极与研究机构展开合作，将技术产业化，共同创造出经济效益，使整条产业链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