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而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来突出表明了农业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地位，而且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进一步提出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明确要求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粮食稳则天下安，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农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主动权，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因此，如何研判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形成大国小农关于农业发展的社会共识，决定着中国处于全面现代化爬坡过坎关键阶段的战略方向。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更是中华民族同根而生的产业，与大国的兴衰息息相关，与世界历史上最具悠久历史的农耕民族传统文化如影随形。民以食为天，农业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前农民没有择业权、没有销售自己产品的权利，终生困守于土地，而且国家只投资建设城市和工业，所有农村的建设包括被认为伟大成就的人民公社时代水利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集资带粮出力，现在农民逐渐成为可以城乡流动的“自由人”，乡村公路、水利以及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政府投资而不再主要由农民掏钱。四十年前只有几亿人口却饿肚子，粮食连数量都无法满足，现在有十四亿多人口却农产品过剩，满街的农产品卖不出，不仅要“舌尖上的安全”还要“舌尖上的美味”。四十年前农业主要靠人力牛力，占全国82%的近8亿农村人口搞农业需要养活9亿多人口，现在不少偏远山区的耕作与收割都机械化了，农业的劳动强度前所未有地降低，在耕地面积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只占全国40%多的不到6亿农村人口搞农业需要养活近14亿人口。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3.05亿吨增长到6.18亿吨，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加了102.7％，粮食自给率达到95％，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前提。

 

奥巴马就这样说过，如果中国人也过上美国那样的生活，将是世界性灾难。那么，中国是如何来养活14亿人的呢？根据剑桥大学博士Janus Dongye的一篇非常火爆文章《近14亿人的口腹之欲，是如何被满足的？》，中国每年消费6500万吨海鲜，占全球总量的45%，只有1500万吨是捕捞的，其余5000万吨都来自中国水产养殖农场；中国生产了全球84%的丝绸、66%的淡水鱼；中国每年莲藕产量达11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90%，出口量占全球60%；中国是世界头号菜籽油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量的22%；中国蜂蜜产量占全球30%，美国消费的蜂蜜有1/3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葡萄产国，产量占全球19.1%；中国每年番茄产量达5630万吨，出口量占全球1/3。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开的数据，2017年全球粮食产量约为26.27亿吨。产粮在1亿吨以上的国家有五个，美国占世界13%的耕地，年生产粮食5亿吨；印度占世界11%的耕地，年生产粮食2.8亿吨；巴西占世界4%的耕地，年生产粮食2.4亿吨；俄罗斯占世界8%的耕地，年生产粮食1.3亿吨。而中国是约占世界7%的耕地，粮食产量为6.18亿吨，为世界粮食总产量的23.5%。

 

中国四倍于美国的人口，拥有的耕地总量却远远不及美国，而丘陵、山区的耕地面积占了很高的比例，大多数地区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和规模化生产，现代化水平就必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尽管如此，中国不仅产粮位居世界榜首,而且产肉量世界第一、产鱼量世界第一、产棉量世界第一、产食用油量世界第一、产羊量世界第一、果蔬生产量世界第一。与公认的全球农业强国美国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均处于领先地位。如2018年全球猪肉产量1.11亿吨，中国0.54亿吨，占比49%，美国0.096亿吨，占比8.6%。2018年全球羊肉产量1506万吨，中国475万吨，占比31.5%，美国7万吨，占比0.5%。2018年全球蔬菜产量13.8亿吨，中国8.16亿吨，占比59.2%；美国3925万吨，占比4.8%。2018年全球水产品产量2.11亿吨，中国6469万吨，占比30.7%。美国537.5万吨，占比2.5%。中国养殖水产品产量占比77.6%（世界平均为46%），占世界养殖量52%。2018年全球水果产量7.68亿吨，中国2.61亿吨，占比34%，美国4200万吨，占比5.5%。2018年全球禽蛋产量7650万吨，中国3128万吨，占比40.9%，美国688万吨，占比9%。2018年全球棉花产量2585万吨，中国第一，610万吨，占比23.6%，美国405万吨，占比15.7%。2018年全球茶叶产量580万吨，中国261万吨，占比45%。

 

2018年中国与美国主要农产品产量比较表

就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农业还不如改革前的农业，还说因为进口才养活国人，如果美国禁运就会导致粮食危机。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粮食进口量也是世界第一，但进口主要是用于加工生产食用油和饲料的转基因大豆占据主导，在主粮方面始终具有绝对优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就进口了13062万吨粮食，其中大豆进口高达9553万吨，玉米进口283万吨，两项就占进口粮食总量的75%；而水稻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稻米和小麦等主粮作物进口量非常少，自给率均在95%以上，因此，进口主要是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口粮的安全性基本上不存在问题。

 

那么，处于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到城镇中国变迁的千年大变局时代，中国农业究竟是兴是衰？而如何评价今天中国农业，身在庐山有之，雾里看花有之，跑马观花有之，叶公好龙有之，仿佛盲人摸象，众说纷纭。诸如《中国农业到底死于谁的手里？》、《中国2.2亿农民干不过荷兰22万农民？》等文，风靡网络。其中“荷兰只有22万农民，2015年却创造了82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中国有2.2亿农业劳动力，同期农产品却比荷兰少110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400多亿美元”，被称之为“农业奇迹”。也就是荷兰用约3%的劳动力创造了约2%的GDP价值，而中国用近40%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约10%的GDP价值，以此来判断中国农业与荷兰农业的强弱与高下。

 

不可否认荷兰农业所取得的成就，因为荷兰在全面实现现代化后，就没有必要像中国这样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围绕工业化、城镇化建构农业产业体系，而是围绕农业来布局整个产业体系，包括资本集聚与高科技融合、完善市场体系与土地财产制度，使农业具有全能的经济功能。而且荷兰农业之所以高效，不仅高投资、高成本，而且生产都具有高附加值如蔬果、花卉等农产品产品，自然高价格、高产值。与人口大国的中国相比，作为小国荷兰，无论是产能大小都不存在国内粮食安全风险，也不决定着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不存在引发国际市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的经济价值。同时，荷兰高价格的农产品，也大多只能面向在西欧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对于刚刚摆脱贫困状况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绝大部分消费者都还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而且荷兰农业的产业高度集中模式，无疑就会形成无以伦比的高度垄断，对人口大国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对农产品的市场有效供给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强大的美国农业也不同于小国荷兰农业，美国具有耕地集中、地广人稀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适合装备高效的大型农业机械，再加上农业早已完成了资本集聚与高科技融合，是中国小农户始终无法企及的规模化大农业，小麦、玉米、大豆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左右，农产品高达90%出口国外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3.2亿人口，还可以满足国外1.5亿人口的需求。因而十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尽管经常面临农产品过剩的问题，但由于主导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走向，粮食就成为了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的战略核武器。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就断言：“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交易额是3亿吨，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量只能满足5亿人口的需求。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一些专家就预判，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因此，美国布朗就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之问，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对中国的三个基本判断：未来人口不断增长难以逆转，耕地不断减少难以逆转，环境破坏造成农作物不断减产难以逆转。所以，作为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立足于用自己的土地养活自己，农业就被赋予了重要的国家安全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强调，中国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农业作为大国之基的战略产业，与GDP的多少无关，与在GDP中的比重多少无关。即使中国在未来再富裕强大，再多的钱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买回能够养活十多亿人口的农产品。即使能够买回足够的农产品，一旦出现全球粮食危机，各国必然会限制出口首先保障本国的粮食安全，人口大国的农产品供给就无疑处于不确定性的危险境地。所以，中国农业与美国、荷兰农业的根本区别是，美国、荷兰农业都是满足国际市场需要，而中国是确保国内需求，就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完全用经济产值大小来评价中国农业是对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

 

陈锡文就认为，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由于开发时间短（不过三四百年时间），又人少地多、家庭农场规模很大，农业更多地具有经济发展功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农业国家，人多地少，“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集村庄而群居，一个村庄几十户、几百户农民在一起，相互守望，相互帮助，用这样一种村庄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农业的功能远不止限于经济方面，还具有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重功能。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在哪里？在全球化下，中国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没有两样。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因为农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当改变农业发展导向与生产方式的时候，也就改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念。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商业带来财富的几何增长，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世界稀有的“贱农主义”，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就是推进农业的货币价值化而去不断社会化和去人性化，不仅忘记了农业是与每一个的生命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而且将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的存在，以工业和城市文化为取向，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去改造甚至“消灭”而后快，由此造成的现代文明的危机，也是整个人类的危机。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小农经营模式将逐渐消失”的判断，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必然导致去农民化，是现代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终结。然而，法国传统的农业经过三十年演变与休克之后的复苏，重新获得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生命力，孟德拉斯也不得不承认是恰恰相反。

 

人类社会要“敬畏生命”，需要把生命的休戚与共看成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按照美国学者温德尔‧贝瑞的说法，“不论日常生活有多么都市化，我们的躯体仍必须仰赖农业维生；我们来自大地，最终也将回归大地，因此，我们的存在，是基于农业之中，无异于我们存于自己的血肉。”而粮食的丰收和过剩使对农业现代化的取向，发生了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单纯经济价值功能误读，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不仅是抢劫劳动者艺术的进步，而且是抢劫土地的艺术的进步；一切在短期内提高土壤生殖力的进步都是走向毁灭那种生殖力的永久来源的进步。因为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呢？最后会发现钱是不能吃的。

 

现代化进程中不难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最核心的问题是吃饭。为什么对中国农业的评价会出现常识性错误？尽管农业是不可替代的战略产业，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以及增长的快速性，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导致对中国农业战略价值和战略位置的短视。

 

 

为何农业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必然成为弱势产业？亚当·斯密早就在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力的增进。列宁就认为，在地理位置上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农业的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而工业不局限于地理位置就天然具有农业所没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优势，工商业劳动生产率就远高于农业，导致乡村人口不断向工业、城市聚集，从而形成工农城乡差别。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不可逆转，这是城乡之间经济差异的历史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阶段性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秦晖认为，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些所谓的“乡村衰败”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即使是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农业已经成为资本高度集约化、技术高度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但效益与制造业、服务业相比是天渊之别。可以说，农业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要应对的共同命题；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特点。

 

如强大的美国农业因务农辛苦、收入低就存在“谁来种田”的问题。美国农业工人大多以墨西哥等国的非法移民为主（很多学者没有把美国的季节农民工人计入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受国内政策变化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家庭农场主的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日本是68岁，中国是55岁)，超过60％的农民年龄在55岁以上，65岁以上的人数是35岁以下的6倍。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称，目前的农民中有一半可能在未来10年内退休，农民断代的问题十分突出。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美国农民和牧场主老龄化加快，且大多数农民不希望让下一代继续务农。因为最大的问题是，60％的农民每年销售产品所得利润不足1万美元，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激励年轻人选择农业，农业几乎后继乏人。

 

根据党国英的研究，美国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而欧洲与日本的农场主收入构成也大体如此；在世界范围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来越集中于非农产业的兼业收入。根据陈立耀的《美国农业正在破产及原因》一文，截至2018年6月，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等美国中西部地区共有84家农场申请破产，是2014年同期的两倍，而且农场收入还会继续恶化，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种植区尤其突出，破产的趋势与数量还远未见顶。因此，即使是美国也不敢不强力保护农业，因为国际无政府让谁都无法逃避粮食安全问题，当年杰弗逊就提出了“以农立国”，因为任何时候吃饭问题永远是比财富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除了农业效益递减的定律外，还有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不平等，使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扭曲而未能体现农产品的真正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应当反映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及其上涨的幅度、技术和资金投入所取得社会平均利润及其通货膨胀的幅度等市场因素。而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水稻每斤价格只上涨了5分钱，而农业生产资料、劳动力价格、工业产品价格快速攀升了数十倍，粮食价格根本就未能反映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动态变化。比如一只西瓜在日本的价格大约2000日元（18美元），在中国的价格只有10元人民币（1.5美元）。直到今天，中国的一瓶普通矿泉水可以卖到二元钱，而一斤稻谷的价格每斤不到一元钱，这就是明显违背了社会平均利润规则的价值扭曲。

 

同时，中国农民处于高度原子化状态，成为市场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即使农产品市场价格再高农民也不会受益，而如果农产品产量越高则价格就越低。毫无疑问，中国农业的利润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利润，农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却彻底打破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远离饥饿的恐惧。中国的粮食产量包括农产品总产量占据全球榜首，是荷兰的无数之倍，农业产值却比不上荷兰，只能是中国2.2亿农民没有荷兰22万农民收入高，说明中国2.2亿农民没有获得荷兰22万农民高收入的相应经济待遇，这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对农民最大的不公，也说明了中国农民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因此，中国农民太伟大了，不仅是荷兰，就是日本、美国农民都决不可能做到如此，中国全社会都要感恩农民。

 

 

不少人非常羡慕美国的现代化农业：“一片广袤的农田中，地上布置着传感器，天上盘旋着无人飞机，它们把土壤中的水分、肥力、农作物的长势、病虫害等数据传输到太空中的卫星上，卫星又传输给地面上的农场工人，工人通过无线遥控，控制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播种、施肥、收获，控制自动灌溉系统浇水”。而美国这么强大的农业，在农业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粮食出口总量就占了世界的一半。不是美国农民与中国农民的问题，而是两国之间的技术和土地制度的问题。美国最新的农业法案是2014年发布的，包括产品补贴、生态保护、贸易、营养、信贷、农村发展、科研推广、林业、能源、园艺、作物保险等；其中产品补贴是最主要的政策，包括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风险保障。根据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每年收入低于90万美元的农场，每年可获得不超过12.5万美元的补贴。美国农业部估计的数据显示，有30%的大农场获得70%的补贴，使农场规模和增强竞争力得以大大提高。同时，美国土地以私有制为主，因而美国农场主不仅可以交易土地，还可以在银行里进行抵押和现金变现，为申请破产提供便利，从而使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多方面获得大批现金的渠道，构建了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强有力保护体系。

 

相对美国的大农业而言，不少人就认为小农是造成中国农业低效的根本原因，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而将耕地规模视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早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首次明确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因为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后来的理论和政策受到西方经济学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大力推进以耕地面积规模为发展目标的大农业，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政策与财政资源，可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与政策逻辑还是现实与实践结果来看，消灭小农户都完全是“徒劳”的。

 

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小农，人多地少而地形复杂，不可能推行美国那样大规模化的机械化农业。也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舒尔茨就认为，传统小农作为“经济人”的高效率毫不逊色于任何企业家，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不是规模问题，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其中依赖技术的变化而使用新要素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法国有名的葡萄酒始终坚持历史传承的小规模，一直没有出现大规模经营。而湖南炎陵县的黄桃在2016年只有一个县的规模时，价格是15元一斤，而大规模推广到湖南全省，在2018年底的价格就是5元一斤，造成产能过剩、农产品结构供需结构严重失衡，带来极大的市场风险。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农业在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与美国的资源禀赋相比，即使中国城镇化全面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也绝无可能发展为美国那样大规模的现代农业。因为即使到了全面现代化的2050年，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农业人口，30%就是4亿多人，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人均4亩多地。十九大把小农户第一次作为肯定性而非作为落后的否定性写进党的文献，是对中国农业发展规律认识的历史转轨和准确把握，回归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中国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属于东亚小农，尽管农地在形式上是农民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位一体的形式，但政府是最高支配者和经营的最高决策者，农民成了统一的国家大农场劳动者，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区别的新型农民与国家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使农业生产持续增长，而且助力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百年历史大变局，离不开小农户农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四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标志着家庭经营小农的优势与生命力。

 

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存在的根本区别，不是竞争力本身的问题。同为东亚小农的日本，始终采取重农政策以顽强地保护小农。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3%，兼业农户的数量占农户总数的80%以上，半个世纪的现代化还是30亩左右规模，无论是人地比例，还是远高于国外的农产品价格，均无比较优势，而为什么日本农产品价格高、农民收入高？这是由于日本有一个集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于一体的强大“农协”，不仅负责组织农业生产，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出售农产品等经济活动，而且负责政府的各种农业补助金的发放，同时全方位代表农民的利益，影响到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与国家农业政策的走向，影响到日本家庭农场的生存。因此，日本的小农，主要通过农协来实现农业环节的整合（联合）、协调运营，基本的模式是“农业协会+家庭农业”。尽管日本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很严重，农业具体经营实体也很小，但政府为农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与政策保护，全社会形成了宁愿高价买本国农产品、抵制外国农产品（哪怕价格再低）的普遍共识。日本大米价格卖到了100多元人民币一斤，水果按个数卖，还有农业装备大都是财政投入，特别是先给农民订单后再生产。

 

而中国恰恰相反，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规模化的独有情钟，而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似乎成为了破解分散农民和大市场对接的灵丹妙药。但出现的结果就是，公司赔钱有政府补贴，公司赚钱政府有免税，而家庭经营的农民排除在外，农业家庭经营的利益越来越被弱化。同时，一方面社会和市场不给农民先订单后生产，形成买方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强化扩大生产，造成产能过剩，供给大量廉价食品任供市场选择，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

 

今天的中国社会，饮食结构早已是多元化了，主粮的消费比重大幅度下降，水果、肉食、水产、蔬菜等成为饮食的主体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3年至2017年我国居民每天人均蔬菜占有量稳定在2.56到2.74斤。也就是说，粮食是大食品、农业是大农业，而且国内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今非昔比，水里的、山上的、草原的、耕地上都在生产食品。农产品周期短，只要价格好，在三五个月就可生产出来，农民的生产能力不成问题。关键是农产品品质与市场消费需求出现偏差，导致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并存，是相对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农产品不能供应的问题。一方面农业增产不增收还存在着卖难，另一方面低质农产品大量过剩而高质农产品十分短缺。根据媒体报道，农产品滞销事件呈现出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6起上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17起，由零星分布逐渐演变成区域化滞销。如湖南在2018年底就出现了椪柑等水果大面积滞销现象，不少的县城在卖走私进来的泰国大米，本地大米就卖不动。这种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的不平衡是现有农产品生产与市场关系扭曲的结果，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出现了高、中、低端的消费分化，但农业生产导向没有发生相应变化，生产不是从市场的需求出发，而仍然是政府根据目标而行政强力推动，由于不顾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大生产，导致不少农产品结构性过剩。

 

如何确保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不是没人种田，而是如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品牌是农业获取市场价值的重要抓手，是质量和效益的原动力和航标。关健是如何让品牌农产品能够卖上好价钱，因为优质不优价问题突出。因此，不能采取农产品低价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低收入群体政府需要应对的有效办法的是社会保障，而非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承担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责任和粮食安全的国家责任。一个西瓜在中国不到二十元人民币一个，在日本三、四百元人民币一个，而日本农民人均收入与市民收入差距不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如果亏本也要让农民种田，农民就当然有权弃耕，曾经乡镇政府强行征收抛荒费也没能制止土地弃耕。

 

农业是一个多功能产业，是准公共产品，这个公共责任不能全部由农民承担，应该站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趋势中保护支持农业，而非习惯用计划经济或自然经济的思维来发展农业。进入工业化时代，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的思想观念与管理水平，这就是当前农业困境的根源，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后一块短板。必须加快转变农业的发展思路，从抓生产到抓市场的转变，从抓规模抓产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质量提升转变，建立优化区域、品种结构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