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环保新政对我国农药行业的影响

 

近几年来，环保各项法律法规、行动计划等的制定为环保督察保驾护航，印证了环保趋势将常态化。新周期的环保核查，影响草甘膦大约67%的产能，随着环保督察不断趋严的态势下，“散、乱、差”等落后产能将逐步出清，尤其新一轮“2+26”城市环保督查时间安排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9日，短期来看，农药企业供应将受到极大限制，长期来看行业供给结构势必发生重大调整，新的竞争格局将会重新树立，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将更具竞争优势。

 

2014年以来环保趋紧及2016年开始环保督查，农药供给端收缩。自2014年起化学农药产量实现低速增长，2016年化学农药原药产量与2015 年基本持平。

 

2017年前10个月，化学农药原药产量为292.5万吨，同比下降6.0%。（见图1、图2）

 

 

排污许可制度是一项在相关法律授权下，对所有排污设施、设备要求官方许可，使排污主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进而维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制度，属于一种强制性的法律文书，而且，排污许可证的申领需要具备某些特定条件。

根据规定，2017年底完成化学农药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核发时间点没有妥协余地。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国农药核发进度不达预期，已核发化学农药企业405家，正在申请的有400多家。2018年启动执法检查，工信部的口径是（具有生产许可）1700多家。

 

而在农药协会注册（具有登记证）企业有2100多家，其中600多家原料药，1500多家制剂，实际上农药产品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体生产过程存在较大的污染。

 

比如，在河北、山东的环保监管下，甘氨酸产能受到很大限制；由于吡虫啉的中间体二氯的“三废”排放较大，中间体产能收缩造成了吡虫啉的价格上涨；草铵膦有格氏反应和非格氏反应，格式反应存在安全风险大、“三废”排放量大等问题，非格氏反应具有清洁生产的优势，成本大幅下降（最低成本为6万元/吨），但是工艺壁垒较高，仅少数厂家掌握，在核发排污许可证过程中审核相对会更加严格。（见图3）

 

除去环保污染严重、环境处理设施不达标等环保方面原因，企业无法获取排污许可证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企业在敏感水源地、生态红线圈内；二是没有环评或环评重大批建不符（产能、原料、燃料，重大工艺变更等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三是属于落后淘汰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符合三项中任何一项都无法重新环评通过，其中第一和第三项无法整改，第二项看具体产品，落后淘汰行业也难以整改（落后淘汰行业重新环评或补充环评就是扩产或者新上产能，难以通过当地发改委审批），此类历史沿革问题在排污许可证核发过程将被统统揭露出来，难以进行整改企业将无法获取排污许可证，只能停产或者被淘汰。

 

排污许可证核发政策考验主要在于：一是核发进度不达预期，排污许可证核发涉及的企业数量多，2017 年下半年需要核发13个行业，工作量大，存在核发进度不达预期风险。二是地方政府监管力度不达预期，排污许可证需要定量，对监管要求高，而我国当前的监管能力相对欠缺，故排污许可证制度推行初期，存在监管力度不达预期的压力。

 

鉴于美国环保管理经验，长期来看，排污许可制度使得行业更加有序，龙头企业强者恒强。一方面，能否拿到许可证会影响行业内企业的数量，预计可能会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长期规范农药行业发展，把环保不达标、技术不够、资金不足的企业淘汰出去，优化了市场环境。随着排污许可制度对总量控制的推进，未来经济效益高、少排放的企业更具优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环保高压会对企业的规范、数量、分布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已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各地基本上已明确环保税适用税额标准，应税大气、水、固体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相较于此前的排污费制度，环保法规定了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税额幅度。大气污染物为每污染当量1.2~12元，水污染物为每污染当量1.4~14元。农药行业作为“三废”问题严重子行业，生产1吨农药废水量，有的高达数十吨，而且废水中COD含量普遍较高，每升可达数万毫克。虽然农药企业环保成本将进一步增加，对于企业压力也是巨大的，但环保税的征收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综合效益。

 

 

农药生产工艺复杂，污染物种类多，组成结构复杂，许可证制度能够促进企业采取先进的污染治理设施，环保税征收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效益。2018年这些新政在实施中势必遇到各种压力，也是考验各界政府施政督企的能力和水平，也就要求农药企业要实现精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管理，提高整个行业的管理水平，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农药产业环境管制趋严不会制约产业的发展，反而使得全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