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种下自己的转基因粮食？

日期: 2018/9/20

 世界农化网中文网报道： 2018年底，将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关键时刻。如果届时国家不启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难以增加未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转圜余地，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悬置，自主创新能力正遭消磨，过往的磨砺也使业内人士倍感焦灼。

作者：《财经》记者 贺涛

中国面临大豆紧缺。仅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同比减少20％，而6月更是减少了61.5万吨的美国大豆订单。7月，有3艘大豆船抵达中国，但一度都吃了“闭门羹”，在海上滞留多日。国内鼓励种植大豆的措施也陆续出来，黑龙江新增5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一些地方大豆种植补贴达到每亩200元，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只是杯水车薪。

紧随大豆徘徊在关口的，还有玉米。

中国进口的这两大宗，多是转基因农产品，主要用于饲料，一旦短缺，连锁反应传导到肉禽，关乎民生不可谓不紧迫。然而，中国却还没有允许任何一种转基因玉米或大豆在国内土地上商业化种植。

2016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下称《规划》）也给出了转基因五年的发展目标，提出加大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的研发力度，推进新型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抗虫棉等重大产品产业化。可见，中国自己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目标已明确，并将在2020年收官。

从育种到大规模种植，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以此倒推，2018年底，将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关键时刻。

如果届时国家不启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难以增加未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转圜余地，还很有可能完不成“十三五”目标。

更深层的影响是，转基因产业化迟滞，正在消磨中国转基因科研实力，转基因育种研发部门纷纷缩减、关闭。《财经》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获悉，中国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转基因技术研发企业奥瑞金种业（SEED），目前研发团队已经基本解散；中种集团旗下的生命科学技术中心，也在去年经历了机构调整，转基因育种部被拆分，分别并入技术平台部和技术创新部，科研与管理人员出现流失。

很少有人关注到，中国的转基因科研实力排名高居全球第二。为了转基因技术研究，国家累计投入已经超过200亿元，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绝大部分转基因成果至今还不能推向社会，经年的技术积累和投入有可能最终“打水漂”。

“如果今年不能启动转基因玉米产业化，一大批生物技术种子公司怕是熬不过冬天，要倒闭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的这一判断道出了业内的焦灼。

中种集团、奥瑞金种业是业中翘楚，业内人士推测，如果它们在熬寒冬，那么大多数生物技术种子公司的日子都不好过。

究其原因，在于多年来对于转基因技术，只让研发，不让应用，导致企业只有投入，而没有市场回报。

作为粮食进口大国, 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立场影响着全球市场。例如，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审批谨小慎微,导致美国农民不得不种植早已被本国淘汰的旧品种转基因大豆，专门出口中国。


目前，在中国允许产业化、并被大量种植的只有棉花和番木瓜。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80万公顷，全球排名逐步下滑，从2001年的第4名，掉到2017年的第8名。

中国转基因研发起步并不比美国晚多少，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早在1997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就把它的转基因抗虫棉引入中国，不久之后，中国农业科学院部分控股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开始推广自主研发的抗虫棉，售价是孟山都的一半。

很快，创世纪转基因棉的市场份额就超越了孟山都。目前，国产转基因棉花品种市场份额占95％以上，国外品种不足5％。

然而近十多年，中国没有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获批。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认为，中国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比素以保守著称的欧盟还要严。

转基因作物获批种植的关键是要获得一份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获此有效期为五年的证书，要经过严格程序：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安全证书。

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审批耗费了11年，到2009年才拿到安全证书。另一个同批获得安全证书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

在看好转基因技术的公司眼中，将其视为利好信号。如大北农集团就在这之后，决定创建生物技术中心，在“十二五”期间投入5亿元。

然而，获得安全证书并不代表立即能够产业化种植。按照《种子法》，转基因新品种还要通过品种审定，拿到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

已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品种，都被卡在品种审定环节，直至五年有效期满。经过续申请，三个品种在2014年再次获得了安全证书，但在第二个有效期内，商业化种植的希望仍然渺茫。

2016年明确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路线图，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主粮作物。

已获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属于主粮，显然不符合上述路线图规划。作为转基因水稻的主要负责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刚得知该路线图时非常生气，他们早就拿到安全证书了，而且使得中国在转基因水稻研发上具有优势，却被这个路线图一把推开，距离产业化的机会更远。

另一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目前还有其他方案替代，相对而言市场的需求没那么迫切。

同是2016年出台的《规划》，提出“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这一目标再次点燃了翘首期盼的企业的热情，纷纷按照《规划》的指针来安排科研投入和商业计划。

姜韬了解到，企业都是按“十三五”头三年开放转基因产业化做准备的。目前，全国有20余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已经或正在提交安全证书申请。

转基因抗虫玉米是最有可能率先商业化的品种，转基因大豆尽管市场需求同样迫切，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业已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中国放开种植的话，缺少竞争力，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也没有更多的土地来承载，预计会保持大量进口的态势。

国内比较先进的种子公司，每年研发费用基本达到上亿元的水平，包括研发、团队运营，以及维持相当规模的转基因种子储备，以便在获批放开后迅速投放市场。转基因技术是高风险投资，政策不明朗则加剧了企业的风险，企业无法做到对转基因项目的科学管理，不能及时收回投资，落入持续投入却颗粒无收的套子，科研力量在消磨，很可能因为项目周期过长而终被拖死。


7月10日晚间，登海种业（002041.SZ）连续发布两份公告，承认因内部管理问题，公司连续“误种”转基因DH351玉米种子，使得50公斤种子扩繁出约1.2万公斤，并种植在2590亩土地上。

有几位业内人士将“误种”解读为“抢跑”，是在为产业化目标作准备。

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近1亿吨，其中绝大部分为转基因大豆。这种“能用不能种”的尴尬，同样发生在转基因玉米等作物中。值此处境下，国内种子公司不能光明正大地研发转基因种子挣钱，本分的农民不能种经济价值高的转基因作物，眼巴巴地看着进口大豆、玉米把外汇赚走。

于是，各种违规种植经年不绝。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东北很多地区大量存在违法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的现象。

一位东北地区的种子经销商告诉《财经》记者，“非法种植抗虫玉米已经泛滥，根本控制不住了。”

目前没有滥种转基因玉米的官方数据，圈内人的交流判断，辽宁的种植比例较高，约有70％以上，吉林约有60％－70％。

农民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

转基因玉米在最初研发时，需要很高的投入和很强的科研实力，一旦得到表现良好的转基因单株，它们的后代就可以将转基因性状遗传下去。此时，可以通过常规的杂交技术，将转基因玉米品种的转基因成分转入其他玉米品系，并稳定遗传下去，只要找到带有转基因成分的商业化育种材料，小的种子商都可以组织制种、销售。

2012年和2013年，东北地区连续暴发玉米黏虫灾害，农民们损失惨重。虫害暴发的速度非常快，打农药防治根本来不及，兼之，农药成本高，而且在玉米生长旺盛期，株高超过2米，田间透气性差，天气闷热时，打药者本人很容易发生药害。于是，严重的虫害为“地下”流转的转基因抗虫玉米做了很好的广告。

当看到转基因玉米田里是一片郁郁葱葱，害虫踪影全无，那些种植传统玉米的农民，也开始主动寻找转基因玉米种子。

传统玉米种子卖不动了，对正规种子企业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农业部门监管很严，正规企业不敢碰转基因玉米种子，在市场上流通的都来自冒险的小企业，它们打一枪换个地方，很难监管。如此一来，正规企业的市场份额纷纷被挤占。

前述种子经销商的销售业绩下滑厉害，他已经在往黄淮海玉米产区开拓业务，不少正规企业都转战到此。

登海种业2017年报显示，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8.04亿元，比2016年下降49.84％。登海种业的子公司登海先锋主要做东北市场，2017年营业收入为1.31亿元，相比2016年的6.08亿元，营业收入下滑高达78％。登海种业对此的解释是，其主推的玉米良种“先玉335”销量下降。

对于业绩大幅下滑，登海种业在年报中提示市场风险，玉米种子行业整体库存仍处于高位，套牌假冒侵权及非法经营种子冲击市场。以上三种因素综合影响，种子需求量明显下降，是导致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的主要因素。

原农业部认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转基因滥种”现象，但承认有个别地区确实存在违法零星种植的情况。

自2016年下半年起，农业监管部门做出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其打击对象主要为违法制种、繁种、销售转基因种子的生产经营者，以及违法开展田间试验的研发者，很少监管农民的自主种植行为。

虽然众多农民处于违法境地，前述种子经销商分析称，现在转基因玉米的种植比例太大了，强行毁种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过去几年收入欠佳，印度棉农无视违法风险，大量种植未经批准的抗除草剂转基因棉花，同样的情景2002年就发生过，当时棉农大量非法种植抗虫棉花，最终政府使其合法化；在1998年时，巴西禁种转基因大豆的“大门”，也是被本国农民的“非法滥种”给拱开的，2017年，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排名世界第二。

农民对高产的追求是永恒的。实际上，要让农民对利益视而不见，太难了，如果政府不批准他们种植，他们中的冒险者就会偷种。同时，由于农民使用的是盗版转基因种子，时间拖得越久，未来推广正版转基因种子的障碍也就越大。

前述种子经销商称，希望国内能尽快放开转基因种植，当转基因种子有了正规的销售渠道，他也会合法介入这门生意，“正规渠道的企业或者业内人，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想法”。
14年前，时任农业部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方向东会见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时表示，中国转基因水稻、玉米有望三到五年内商业化。

孰料，此后反对转基因的声音甚嚣尘上，转基因技术被拖入口水拌就的泥淖。全球的反对人士都拿不出科学论据来支持转基因农产品有害论，但谣言却不能平息。

一家国内机构2017年的一项监测数据显示，对转基因持中立立场者占到49％，支持者占23％，反对者占28％，这表明，仅有部分人反对转基因产业化，处于一种正常的舆论状态。该监测涵盖微信、微博、知乎和百度知道四个平台，监测声量达62万余条，触达人次为1500万。

政府的决策需以科学为基础，综合考虑民生、行业发展等，舆情只是众多需要平衡的因素之一。

从科学角度看，转基因产品是迄今研究最为深入、检测最为全面、监管最为严格的一类农产品；从民生和行业看，转基因种子的需求也在高涨；从已有的生产和消费实践看，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

自1996年转基因农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迄今已累计种植340多亿亩，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十亿人消费转基因食品，没有发生过一起经过证实的安全问题。

中国转基因产业化迟滞，固然有对于舆情的顾虑，同时政府也担心开放市场后，本土企业竞争不过跨国巨头。

从数量看，中国转基因研发实力颇可观。截至2016年，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基因克隆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克隆了137个重要基因，获得了1036项专利，专利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技处王友华观察，从转基因大豆或是转基因玉米技术来看，中国大概90％以上转基因专利的权利要求都非常少，一般在8个到10个；国外专利一般的权利要求都有100多个，少的超过50个。他认为，权利要求数量不够，说明专利撰写的质量不行，对于创新技术的保护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中国的转基因技术专利，绝大部分掌握在科研院所或是高校手上。科研院所的专家，申请专利主要是为了项目结题，他们申请专利时，本着成本最小，授权可能性最高来做。

一旦放开转基因产业化，跨国公司也可以平等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国内种业公司确实压力较大：这些跨国公司掌握着大部分产业竞争力强的转基因性状，国内企业初期可能难有抗衡之力。这也是部分农业主管官员的担忧。

但农业生物领域科学家张世平认为此种担忧不成立，“企业自身最清楚产品所涉及到的专利问题，不会拿真金白银去‘打水漂’。”他表示，企业只需要负责生产线有专利保障就可以了，保护能力不在于拥有专利的文本厚度。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专利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银良有过专门阐述，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可能侵犯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这种主张并不成立，不可能有事先的概括性结论。

刘银良认为，在现代产业的运行中，即使在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基本可以在专利法等法律框架内，经由商业途径加以解决。

还有些人担心，跨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其实，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有多层含义，首先是粮食的人口消费保障，它包括国家农业方针政策，农民种植的收益和动力，种植土地的品质、面积和条件保障，粮食流通情况，粮食仓储数量和质量，种子储备规划和落实情况，粮食价格情况，国际市场粮食贸易情况等等。其次才是非正常状况下，比如自然灾害、人道主义危机、甚至战争等状况下的粮食保障。种子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姜韬分析称，只要农民和土地握在手里，即使购买别人的种子，粮食依然可以是安全的。当然，如果种植的还是自己的转基因作物，那粮食就更加安全了。

中国民间具有广泛而强大的育种力量。跨国公司的种子过了专利保护期，就会立即成为民间育种材料和产品，成为本地化的种子。实际上，目前东北地区违法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大多包含孟山都的第一代Bt蛋白抗虫基因。

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原主席沃尔特·科利（Walter Colli）曾告诉《财经》记者，跨国公司在生物技术方面比巴西和中国都更有优势，与之抗衡的唯一办法是本国拥有自己的强势技术。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国内的转基因成果无法产业化，就不能得到市场的检验，发再多的论文、专利，也没用。姜韬表示，凡是服务于市场的产品，不能捂在封闭的生态里，科研成果要让市场去检验，“越早越积极，越晚越被动”。

黄大昉透露，科技部和农业农村部目前对于转基因产业化的态度有所明确，正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

每年11月，海南的南繁基地就开始忙碌。南繁育种利用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条件，加种一季作物，一年内南方、北方交替种植，以此加速繁殖，加快品种培育速度。黄大昉希望在此之前，新更名的农业农村部能发出一批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相应的品种就能抓住今年南繁的机会，多种一季。这样，到2020年实现产业化，就能拥有1亿－2亿亩的供种能力。

变数依然存在，如果今年没能批下安全证书，拖到明年再放开，则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目标将受到影响。时间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