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刚

澳大利亚AGRO-ALLIANCE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AGRO-ALLIANCE是一家创新型公司,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为澳大利亚农民提供农化领域专家型解决方案,业务主要涵盖除草剂如氟乐灵,草甘膦,百草枯,莠去津,西玛津,2,4-D,烯草酮和有机肥料。
 世界农化网中文网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留意到中国的农药市场关于在讨论制剂研发生产与出口的会议或交流活动忽然频繁了起来,这是大好事,汇集各路英豪积极讨论,帮中国农药制剂生产与出口号脉问诊,以期提升中国农药成品的出口优势,促进深加工,实现农药产业再升级。

在众多的号脉问诊中,企业与各路专家们从制剂配方改进、新剂型研发、生产自动化、环境控制、与海外市场对接、品牌创建等多方面提出了很多想法与方案;也有企业呼吁对中国制剂出口退税政策做调整以实现公平竞争。但笔者却没发现有人留意到或提出来另一个问题:中国制剂出口农药登记证的问题,而笔者粗浅的认为,这其实是限制中国制剂成品出口发展的另一道墙。
 
当初为了规范农药制剂生产与出口,相关部门取消了农药制剂出口的临时登记证制度,任何制剂生产与出口的登记要求等同国内制剂生产与销售的登记证要求,以正式登记证要求来规范包括出口制剂的生产与出口凭证。这个看似是更加规范的要求却严重限制了中国的制剂与海外市场不同国家的制剂生产对接,随着中国制剂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成为限制中国制剂生产与出口的障碍。
 
海外市场因为历史原因、土壤、气候、用药习惯、企业追求差异化、当地国家规定的大不相同等诸多因素,导致同一种农药,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五花八门的制剂登记,甚至在同一国家,同一有效含量的农药制剂中,制剂品种也多的琳琅满目。
 
以澳洲的草甘膦为例,制剂规格与品种就多达十几种:
花卉园艺:7.2%;10%;36%;49%
大农业:36%;45%;50%;51%;54%;68%;70%;80%;90%
 
如果我们再将涉及草甘膦复配的剂型考虑进去,那么品种就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而这只是一个国家的情况,可以想象全球市场上涉及草甘膦的制剂登记是如何的繁杂。而以目前中国有关部门的规定,一家草甘膦的制剂企业要想服务好某一个澳洲市场,他就要考虑是否花巨资去登记这么多的剂型,而这些剂型往往只适用于某一个市场,时间与资金成本的巨大负担往往会让制剂企业停下积极研发与出口的脚步。
 
因为海外五花八门的制剂登记,对大多数中国制剂企业来说,并无法准确判断这些制剂的未来生命力、海外市场的容量以及延续性、客户的稳定状态等等因素,而要求企业按照严格的正式登记证制度来投入,显然风险巨大。而且农药制剂的使用很大程度上都是会随着当地市场的变化而迅速发生变化,比如抗药性会让当地企业迅速去登记另一个高含量,或者转为某一复配登记,而原先的登记证很可能2-3年后就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的快速变化不容中国制剂企业花时间,精力与金钱去跟随海外市场的不断变化而调整。目前中国农药行业也倡导互联网思维,其实核心都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制剂出口的登记证制度显然隔断了这个需求,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海外市场,如何更好的服务海外客户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制剂企业为了出口生存,提升服务品质,往往也会冒险打打擦边球,出口时用类似含量的登记证来申报,明明是正大光明的生产与出口,现在反而成了如履薄冰,随着中国海关查验制度的完善,被发现申报与标签不符的案例越来越多,企业不得不再花更多不必要的精力去解释,交罚款,托关系……严重影响了制剂出口商的积极性,更不用说随着利润的降低,往往一票罚款反而让企业蒙受损失。
 
企业害怕出口,自然不会有积极性配合海外客户做更多的制剂研发与改进,因为改进完了,出口登记证没有,出口被抓的风险还在;按规定申请正式登记证,又会有钱时间都花进去了,海外市场一变,投入成了打水漂;若干脆不做,那么何来谈企业升级,制剂研发,海外市场对接……夹在中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监管的政策是必要的,但如果政策本身成为限制企业出口参与国际竞争的墙,那么就有必要呼吁进行修改,毕竟,我们一直在倡导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参照国外对出口农药登记的管理规定,很多国家都积极鼓励本地农药企业出口创汇,因此在登记证方面,只要企业能提供出口目的国家客户的登记证影印件,并提供相关的简单资料,就可以允许企业生产并出口。至于担心出口到目的国家的制剂混乱,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影响中国出口的形象,其实大可不必,每个国家都会按照本国的产品质量规定与农药要求对不符合的产品采取相应的召回或惩罚制度。
 
中国是农药原药出口大国,中国农药企业也被鼓励多做升级转型,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希望有更多的企业与专家能意识到这个出口登记证的问题,积极呼吁并改进,更好的为中国制剂出口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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