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认为的理想世界中，粮食的供求是平衡的。那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地和水资源的国家生产的粮食超过了需求，他们将超出本国需求的粮食出口给那些种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 。粮食的平衡实际上倾向于表现为生产过剩的食物（粮食危机-生产过剩），这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力量以及粮农组织支持和倡导，以确保贫困地区的人们获得食物。因此，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仅能吃得饱，而且买得起。

由于潜在的战争和气候变化会扰乱粮食供应，这种确保吃得饱并买得起的状况在粮食短缺国家仍然令人担忧。持续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仅使粮食短缺国家，而且使那些平时生产和供应充足的国家面临着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应对疫情而导致的封锁使得粮食生产过程也被中断。

全球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从目前的77亿人增加到97亿人，这使得粮食安全和粮食需求突然变得更加紧张和紧迫。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前情况

粮食匮乏国家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时采取的一项共同策略是：收购粮食充足国家的农场和农田。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收购农场和农田，而中东国家也在非洲部分地区收购农场和农田。而另一方面，新加坡在中国投资了粮食生产项目，结果不尽人意 。

然而，这一策略在那些将农场卖给外国人的国家引起了公愤。因此，这种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许多国家比如巴西拥有大量的农业用地，尽管需要资本开发来进行粮食生产，但他们不允许外国人在农业中占有多数股份，这很显然不利于投资。

对于缺乏粮食的国家来说，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这一流行病而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情况

为遏制冠状病毒传播采取的全球封锁不仅中断了粮食生产过程，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农民无法获得收获庄稼所需的劳动力。即使收获了庄稼，物流中断，粮食也无法进入市场。

马来西亚的蔬菜、荷兰的鲜花、美国的牛奶等易腐食品还没能运出农场就被倾倒并丢弃掉，而超市货架上的存货却没有平时那么充足。在美国，有大量已确诊COVID-19病例的屠宰场被迫关闭业务，因此，一些农民不得不对无法屠宰和加工的牛群实施安乐死。

旅游业停摆，餐馆关闭，人们对某些食物的需求大大减少，这给世界各地的农场带来大量损失。

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印度，这种情况导致农资供应链产生紧张和恐慌情绪，信贷市场严重收紧。这是一个“现金为王”的市场，但不幸的是，农民由于失去了先前的收成和作物，因此没有现金来种植下一季作物。此外，印度因港口封锁而损失了数千吨大米出口，这使得资金紧张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幸运的是，总的来说，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世界范围内没有看到粮食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这是因为虽然有些作物没有能够收割或是在收割后被毁坏，但由于封锁造成的总需求减少意味着供需仍然能够保持平衡。

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粮食是一种敏感商品，可以想到的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很大一部分都将惠及农业，使农民够继续种植下一季作物。

虽然说粮食匮乏的国家最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澳大利亚等农业社区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他们依赖中国、印度和欧洲的机械零件供应以及化肥、作物保护化学品等农业投入品，而物资运输被推迟或中断，因此，他们对粮食的生产也感到担忧。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后期情况

虽说扫荡海外农场不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可持续战略，但像新加坡这样缺乏粮食的国家该怎么办？鉴于新冠疫情，新加坡政府已经推出了2100万美元，以帮助当地农民“生产更多，生产更快”。然而，新加坡没有土地和人力资源来增加蔬菜产量，目前仅能满足7%的国内需求。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国内蔬菜和鱼类需求的30%实现本地生产。该策略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围绕室内和垂直农业以及人造肉。

垂直农业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农场所需的较高的初始资本投资。这意味着，这种城市耕作方式不是为小农，而是为大规模能够支付高额初始资本的企业。虽然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据说是传统地面农业产出的五倍，但我怀疑缺乏规模经济会影响经济效益。在土地充裕的国家，传统农民不用面临如此高的资本支出，扩大生产也不是问题。此外，这样的垂直耕作作业只能生产蔬菜和沙拉。如果说垂直农业确实是提高本地生产的解决途径，那么新加坡8年来的单一垂直农业经营（Sky Greens）到现在应该已经扩大了5到10倍 ，甚至20倍 。

政府的需求和目标是以低廉和负担得起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粮食，然而高昂的当地生产成本使政府的目标更难实现。也就意味着需要继续实行从全世界成本最低的生产商进口粮食的政策。因此，除非政府补贴本地农民生产成本，否则就不能保证当地的粮食生产商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率。

人造蛋白质无论是来自动物细胞培养还是基于植物制成，都存在消费者接受度低的问题，它们并不能完全解决动物养殖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后者主要产生甲烷，但在大气中仅持续12年，而人造肉产生的二氧化碳则会持续数百年。此外，迄今为止，只能人为生产汉堡馅，而不能生产牛排。

增加本地的粮食产量，同时又减少粮食浪费是一种理想的方案。但减少浪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粮食对于富裕的新加坡人来说相对比较便宜并在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很低。所有富裕国家都是如此。由于价格相对便宜，如果零售商没有在某个日期前出售出去，或者消费者没有在一顿饭上吃掉，那么它也不值得保存。

因此，就在土地稀缺和劳动力匮乏的国家生产更多粮食的这一角度来看似乎没有希望。

什么是现实可行的

在具有良好的粮食出口环境的国家投资现有的和经营良好的农业业务似乎是最可行的选择。对于新加坡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是他们的第一停靠港。这两个国家不仅是粮食净出口国，而且与新加坡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它们还是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农业规范，确保了粮食安全。

这些投资可以采取作物生产合资企业的形式，以换取一定比例的农产品或只是为作物生产提供资金。

为了获得更高程度的供应保障和供应安全，特别是在任何可能导致当地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还应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政府间双边协定。

与本国签约的国家应有一个强大而有弹性的制度来应对未来的流行病，以保障粮食生产过程和供应链免受干扰。

除了提供资金以确保粮食供应外，人们还可以收购和控股战略性农业投入品（种子，肥料和农作物保护化学品）的生产商和制造商，从而与签约农民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具约束力的关系。签约双方相互依存，加强了粮食安全保障。

结论

粮食短缺国家必须以健全、现实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在生产过程和供应链没有中断的情况下，从成本最低的生产商采购和进口粮食做法是最恰当，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操作，因为不需要前期财政支出。但从本次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出现像这样的特殊情况时，这一做法是无法保障粮食安全和供应。而上述对农业经营的投资需要一些预付的财政承诺。所以，保障粮食安全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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