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农业生产对农药的依赖已经是必然，就像人们得病需要西药一样。然而，目前农业生产上急需土壤消毒、地下害虫防治、烟剂、种衣剂、仓储用药、保鲜用药、苹果套袋用药和突发病虫害防治的低毒、低残留、高效、环境友好的新型农药化合物。但是，农药创制新产品是中国的弱势，中国农药企业多而小，忙于追逐国外专利保护过期农药产品的生产，没有能力去研发生产需要的有知识产权的新化合物、新产品，结果农药科学研发总是走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后面。

 

一个新的创新化合物，需要花费近3亿美元，中国很少有一个单位能够拿出这个巨资来搞研发。据报道，2014年，世界上大的11家公司农药研发总支出为26.25亿美元，相当于这些公司农药销售总额的5.4%。在2010—2014年间，发现、开发和登记1个农药有效成分的平均研发成本增加了3,000万美元，增长了11.7%，达2.86亿美元。而在2005—2008年间，农药研发的平均成本才为2.5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39%。目前，德国拜耳每年用于研发上的投入超过10亿欧元，全球范围内共有大约4800位科学家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计划在未来的2-3年内上市至少7种新的农药产品，包括4种除草剂、1种杀虫剂、一种琥珀酸脱氧酶抑制剂（SDHI 类杀菌剂）和一种杀线虫剂。2015年，巴斯夫投入5.14亿欧元用于作物保护部门的研发工作。由此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农药研发投入上的差距，国外农药企业的产品在我国销售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他们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不断给农药行业这“寂静的春天”注入新的活力。据先正达透露，其研发的15个新的有效成分未来将为公司带来63.00亿美元的年峰值销售。巴斯夫公司预计2015-2025年间上市的新产品将会达到30亿欧元销售峰值。陶氏益农除了2015—2022年上市5个新产品外，还有6个杀菌剂、4个杀虫剂和2个除草剂处于预开发阶段，至2020年，其新产品的销售额能取得16.00亿美元的增长。

 

我们国家目前农药管理为分段管理，工信部门负责农药生产和研发，农业部门负责登记和使用，这样的结果没有建立起有组织、多部门合作攻关创制新化合物和新产品的良性机制。农药研发与农业生产需要脱节。我们每年大量的农药相同产品同质重复试验、登记，有一个农药品种颁发了1260个登记证，一个大的农药企业每年用于登记试验资金投入在1000万元左右，三分之二是登记相同产品。如果我们把这些资金用于研发新化合物、新产品，中国的农药创制不会落后。

 

由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自发组建的山东先达农化创新研究院，就是先达企业出钱，依靠科研单位做创新，这是中国农药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的探索。但是，只靠先达一个企业也不够，就是建立起自己组织的创新机制和团队还是杯水车薪。我们的政府应该出面，解决农药管理体制问题，解决农药相同产品重复登记试验问题，解决企业小而弱的问题，解决搞新化合物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解决农药生产与农业生产脱节问题，解决农药无证生产、无许可经营、随便使用问题等等，只有这样，农药才能迎来又一个春天。

 

农药是最安全的药品，就是与人药相比，农药安全性要求更高，农药的毒性、环境、残留试验是更加严格的。这也说明农药发明创新的艰难。但是，我们创制新化合物、新产品薄弱，这是中国农药行业之痛。国外企业的新产品不断涌入我国，价格高、利润大。我国农药企业生产低价原药出口，把污染留在国内，国外企业用这原药生产出制剂再高价卖出。这样，我国的农药看不见新化合物、新产品的未来，命运没有掌握的自己手里。中国人的“米袋子”要装自己产的粮食，中国生产的农产品也应该使用自己创制的安全放心高效环境友好的农药。如果农药的生产、销售大量被外国公司控制，一旦遇到战争、大的自然灾害，隐患就会显露，可能危及农产品生产安全。

 

农药大多数是有毒的药品，农业生产离不开的药品，人们天天吃食物同时咽下去的药品（只是残留不超标，不影响身体健康）。我国是生产、使用、出口农药的大国，农药生产企业，不要满足眼前生产别人专利过期产品的微利，吃残羹剩饭，还需要诗和远方，需要创制；我们的政府，应该理顺农药管理体制，从农药生产、登记、经营、使用全生命周期全程一体化监管，责任权利任务明确；尽快出台《农药管理条例》，依法管理，严厉处罚；重视农药新产品研发，应该把农药企业组织起来，动员科研、教育单位与农药企业联合，想办法集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把不必要的相同产品登记试验资金利用起来，挑起农药新化合物研发的重任，满足农业生产对农药的需求，研发出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毒、高效、环境友好型的新化合物、新产品。这才是农药行业的期盼情怀和真正未来。